接触时代的终结
Translation by: Cherly Chen
美国宣布结束中美关系"常态"。最近几个月的美中关系升级标志着美国两党的共识：通过中国经济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来促进中国对西方政治附属的战略已经失败。
随着中国的崛起超出美国霸权所能接受的限度，美国继而转向混合战争，这清楚的表明，遏制和接触阴阳两面属于同一帝国议程：中国主权屈服于美国的利益。
1967年11月，就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参加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几个月前，他在《外交事务》中概述了什么将成为下半个世纪华盛顿对华方向的北极星。
在一篇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中，尼克松指出，越南战争是如此占据了美国决策者的脑海而蒙蔽了大局。尼克松写道，越南是一个位于广阔大陆边缘的小国，它"充斥了我们的心灵，但并未填满地图。" 真正的白鲸，既令人恐惧又令人渴望的庞然大物，是中国。
尼克松认为，占世界偌大一部分的"红色中国"不可能长久保持孤立。美国不能"永远把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尼克松宣扬"遏制而不孤立"的道路，预言美国接下来五十年的对华战略会定义为：一面挥舞着融入"国际大家庭"和全球贸易的胡萝卜，一面高举军事化，工业化的美国太平洋联盟的大棒。在尼克松看来，这些措施足以"诱发改变......来说服中国必须改变"。
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彭培奥（Mike Pompeo）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最新变化时，他正是在尼克松"引发变化"这最后几个字上喋喋不休。彭培奥对尼克松所开创的对华接触时代进行了批判性评估，他将尼克松任职时首演的外交政策成就描述为高贵却最终是幼稚的活动——这项外交政策为数十年的对华"盲目接触"创造了条件，非但没有诱发改变，而且扶植了中国这个"法兰克斯坦"怪物，使得华盛顿对中国必然走向自由化的期望变得遥遥无期了。
彭培奥这一演讲只是特朗普政府官员7月份的几份演讲之一，他们宣布结束"常态"，开始兜售政府的"强硬对华"记录。从2018年开始的漫长的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提概念曾经是，中国可以被诱骗并彻底屈从于美国的经济霸权。最近这一讲话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信息。正如彭培奥所说："我们不能像对待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对待化身为正常国家的中国这怪物。"
的确，近些年来，特朗普政府已开始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麻烦的竞争对手，而更像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确定的"战略竞争对手"。 2018年，华为高管孟晚洲于在加拿大被捕; 指定中国记者为 "外国使团"; 对TikTok和微信的即将实施的禁令; 对海外中国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审查和监督; 制裁在香港，新疆和中国南海经营的中国官员和公司; 甚至，驻休斯顿中国领事馆被迫关闭——就是1979年邓小平历史性的访美期间，这座著名的接待城市——以上这些，都代表了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短暂任职期间迫使中美关系升级的密集时间表。
尼克松寻求将中国战略性的整合到"国际大家庭"（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普遍委婉说法），而特朗普政府正在绘制一道道新的遏制线，以阻止所谓的中共入侵美国网络空间，供应链和势力范围。的确，尽管尼克松担心一个被孤立的中国会"孕育幻想并心怀仇恨"，但今年夏天，在庞佩奥，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Chris Wray）在的演讲中，反反复复流露出这种观点：中国深深融入世界秩序是真正的威胁，这不仅没有引起中国的自由化，还如他们争辩所说，造成了寄生主义，政权颠覆和国际默许（这在中国鹰派说来就是"磕头"）。
用巴尔的话来说，中共的"许多触角"正试图"利用我们制度的开放性来摧毁我们的制度。 曾经的预断，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后会不可避免的自由化，突然大反转：如彭培奥所说："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那么共产主义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
西方自由主义危机，受到右翼分裂主义滋长，民粹主义运动以及左翼的反对种族资本主义的废奴运动双方面的压力，弱化了苏联解体原本有望带来的"历史终结"的胜利。西方对"红色中国"所塑造的世界秩序的恐惧感， 加之全球疫情下的巨大反差：社会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住，而病毒还在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无休无止、有增无减的爆发，反映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攻自破的内在矛盾。
接触的条款
特朗普关于中国崛起的言辞中，将数十年来美国国家和美国公司对中国的企图充作21世纪的惠济计划。在该计划中，美国图利而天真，削弱了有效迫使中国政治结构变革所需的强硬手腕。国家安全局局长罗伯特•奥布赖恩这样描述这种新的外交政策的正确性： "我们越对中国开放市场，思维越深入，我们在中国投放的资本越多，我们训练越多的中国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军官，中国就越会变得和我们一样。"
但是，接触和遏制之间明显的对立掩盖了两者有着相同的帝国主义议程这一事实。如果美国已经转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到）对华混合战争，这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不是预想的结果之一。对于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来说，以中国的主权及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法性为前提的真正的双边主义从未出现在谈判桌上。
事实上，不管接触还是遏制，他们共同的"正当性"都是一种大家长式的殖民主义态度，即美国有权也有责任在中国制度内"诱导变革"。这里没有关于结局的辩论，只有关于手段：无论是通过选择还是通过武力，这都是一场关于促使中国注定进入现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必要工具的争论。
他们共同的"正当性"都是一种大家长式的殖民主义态度，即美国有权也有责任在中国制度内"诱导变革"。
回到20世纪末华盛顿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就可以澄清过去五届总统政府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这显示出美国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普世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定义了一个一贯的视角，驱动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即使是工具包切换了。
尼克松之后的外交政策实现了美国对华思想方面这种早期的心机。在1957-1958年的一系列演讲中，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出把 "和平演变" ，作为 "缩短共产主义预期寿命" 的一种手段——把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文化培养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关键战线以颠覆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然而，和平演变的远景与军事化遏制的现实是密切配合的。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对"失去中国"（在美国政治语境种特指1949年中共意外地从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手中接管中国大陆 - 译者注）感到震惊，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摆出了严厉姿态，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国际贸易禁运，在朝鲜半岛发动热战，并以核边缘政策相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年标志着一个动荡的年代，这一时期，华盛顿外交官们在向国民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之后，就如何对付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难以达成共识。相反，尼克松的缓和政策——出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和中苏分裂的权宜之计——预示了迈克·庞佩奥所说的"必然时代"。
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操纵资本主义融合的骑手们有乐观的理由。苏联的改革政策——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已经开始了最终导致其崩溃的衰败进程。正是在这个时代，杜勒斯的 "和平演变" 概念重新浮出水面，这让中国政界和知识界普遍感到不安。邓小平在1992年表达说，"帝国主义者正在鼓吹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之后的几代人身上。
邓小平早就认识到，改革开放会把资本主义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东西引入中国。邓小平喜欢这样比喻，"打开窗户"吸收外资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带来了必须要打击的苍蝇。是党的领导用坚定的手段确保了对资本主义思潮的遏制并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事件凸显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矛盾，这次事件清楚地表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内化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正被缓慢侵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华盛顿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对华关系的辩论中，将尼克松把中国引入"国家大家庭"的构想变成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和消费阶梯的新自由主义愿景。
续签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年度审议成为一个论坛，反反复复讨论这种通过一体化施加影响的战略的效力，直至2000年，中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贸易地位。在1991年的一次演讲中，乔治·H·W·布什给出了续签最惠国待遇的 "道德" 理由： "输出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为民主变革创造气氛。"
布什对中共政权垮台的必然性持乐观态度，无疑是由于苏联在经过五年改革后濒临解体："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找到一种方法来进口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同时能把外国的思想阻止在边境之外的。正如民主思想已经改变了每一块陆地上的国家一样，变革也会不可避免地会来到中国。"
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前呼后应的二重唱既唱出了当下新自由主义的激情，也说明了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演化的漫长历史。布什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把"私有化的缘由和人权事业"联系起来当作一回事。在古典自由主义风格中，私有财产权和资本积累权被视为所有其他自由主义政治权利的基础。2000年，众议员南希·约翰逊（Nancy Johnson）在宣布支持给与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时这样说到， "当一个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拥有作为投资者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力不应该被政府侵犯时，他就越发可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拥有的其他权利。"
比尔·克林顿总统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持有同样的理由。克林顿援引福音派传教士以及那些大公司所寻思的，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美国的产品，还会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即经济自由"。
一辆卡车在张家港市港口转运集装箱，中国，8月7日. [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冠冕堂皇的说辞给更务实的美国经济利益披上了糖衣。庞大的公司游说团体支持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们把中国界定为一个尚未开发的，拥有"十亿客户"的准市场。在1997年关于"中国与国家利益"的演讲中，克林顿明确将 "我们美国良好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 与能够让中国 "牢牢地被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所吸引" 联系在一起。
美国利益优先意味着对中国一体化的限定：克林顿呼吁中国"大幅改善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消除贸易壁垒"，并结束对中国企业的偏袒和保护主义。这些同样的问题仍然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症结所在，这说出了华盛顿一直以来的心结，即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为保持经济主权所作的不懈努力减弱了中国对自由贸易的依存性。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受一种信心引导，即美国相信中国的未来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而绝不是在惠济中国。克林顿提到中国对外国投资的依赖，他于1997年指出中国当时是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国，克林顿认为，这种"联系"给他们 "带来了强大的变革力量"。
夸大中美利益一致性的本质，就是无视美国实施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中国通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参与西方世界秩序，并且在国际贸易和外交机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将不可避免地为侵蚀中国主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本身的领导地位创造条件。
然而，一些左派势力忽视了美国对华接触时代背后的显然的殖民愿望，把中国描绘成美帝国的初级伙伴，对冷战后半期的中美意识形态结盟进行追溯性叙述。当然，美中和解是出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的权宜之计，特别是中苏分裂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动荡。但是，夸大中美利益一致性的本质，就是无视美国实施对华接触战略的前提：中国通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来参与西方世界秩序，并且在国际贸易和外交机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将不可避免地为侵蚀中国主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本身的领导地位创造条件。对这个接触时代更准确地描述应该是美国通过其他手段追求政权更迭，而绝非意识形态的趋同，
社会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华盛顿的共识"
在1972年美国解除贸易禁运和1979年有条件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后的几十年里，有大量的文字描述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00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0，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平均物质水品在过去40年中提高了50倍。
虽然冷战政客们把今天的中国描绘成西方企业支撑的"弗兰肯斯坦"，在商业利益方面又将中国的崛起描绘成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但中国的发展不能归结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拥抱。首先，毛泽东时代在促进健康、增加寿命和扫盲工作方面的跨越式进步已经奠定了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劳动力的基石。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亦即限制外国对关键产业的控制、担当公共产业中的决定性角色、保持政治对资本的控制而不是资本对政治的控制，以及重视扶贫工作——这使得中国成为少数几个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保持着政治和经济独立面貌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仅2012年以来就有8000多万人摆脱了贫困——这说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独特的、以人为本的本质。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是见证世界历史：预计在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这些成就将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因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GDP的增长并不一定与底层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
数十年来，西方决策者一直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迫使中国走向政治依赖和社会动荡。将中国的发展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有助于解释他们的挫折感。
数十年来，西方决策者一直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迫使中国走向政治依赖和社会动荡。将中国的发展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有助于解释他们的挫折感。因此，中共力图捍卫中国的经济主权并且避免陷入自由贸易依赖陷阱的举措，恰恰是那些在国际贸易论坛和美国单边贸易侵略中屡屡被攻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要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必须遵守的条款向来如此，这道出了西方极力追求的对传说中的"埃尔多拉多"（西班牙传说中的黄金国度——译者注）——中国市场进行金融统治的单一心态。随着中国承诺通过降低关税、减少国家贸易、对外资开放关键服务部门而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媒体预言中国在西方企业手中"最终会私有化"。克林顿在1997年曾预言那些据说是无法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国有恐龙"会灭绝，然而，到2020年，在全球500强里的119家中国公司中仍有82家是国企。除非中国国有"僵尸经济"出现备受期待的大崩溃，否则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贸易组织变成胁迫贸易政策的大头棒：在2009年至2015年间，中、美、日、德国之间90%的世贸争端都是后三者针对于中国。这些争端大多数都与攻击中国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关，从对外资所有权设置上限，到国家补贴和国有企业。
可以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以增长为导向的思维方式，这些被归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在党和中国公民社会中都找到了相当的立足点。但是，如果说1997年至2003年间，朱镕基领导下的约半数的中国国有企业重组标志着中国完全私有化的最明显的阶段，那就可以说，中国市场从未像大多数其他"新兴"国家那样完全"向帝国主义垄断者开放"。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旁观者们哀叹道，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体，但它仍然只是"浅显融入"世界经济，国家对金融、通讯和能源等国有关键产业的所有权是"与国际竞争隔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敏（Samir Amin）这样说，中国的"部分和可控"全球化，特别是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是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争取主权斗争的核心。
"中美共同体"即帝国主义寄生主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随后美元债务储备的积累，预示着西方权威人士的新名词"中美共同体"的诞生——一个目前已占全世界GDP40%的经济野兽。又爱又怕，西方资本家一方面享受着中国一体化在抑制美国利率和用廉价进口商品补贴中产阶级消费方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经济民族主义者又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离岸外包和将关键的供应链交给中国控制持怀疑态度。
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在脱钩的新言辞下分割中美共同体时，这些倾向在最近对两个经济体的再评估中都找到了新的相关性。一方面是诸如《新闻周刊》2019年的封面故事讲述的，"美国最大的公司如何让中国再次崛起"，将美中经济融合描绘成美国企业对原本肿胀和衰败的中国经济的纾困过程。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被描绘成一种经济危险和安全威胁——这种词腔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被着重强调了，因为像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这样的中国鹰派硬是要在表面的中国人控制之外建立灾难性的"美国第一"医疗供应链。
然而，这两种框架都未捕捉到"中美共同体"关系的基本性质：一种帝国主义寄生主义。中美关系建立在双方经济不失衡的前提下，在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调解下和世贸组织增强的过程中，西方企业从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中获得回报，同时通过获得廉价进口商品膨胀了西方消费。根据这些参与条款，中国历来首当其冲，承担西方近海资源开采、肮脏的制造业和废物出口的工作。尽管几十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抨击"贸易不平衡"是对中国有利，但美国的受益是可量化的：在1978年至2018年之间，美国人平均一小时的工作几乎换来了40小时的中国人的工作。
21世纪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及伴随着这种产品必然是廉价、肮脏或假冒的种族主义的意味——总结成中美经济关系，就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英国经济学家、帝国主义评论家霍布森（J.A. Hobson）曾经在"敞开大门"和鸦片战争时期描述说，将中国逼近殖民化终将是"榨干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潜在利润库"，以供西方消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部分实现了那个古老帝国的幻想。
英国经济学家、帝国主义评论家霍布森（J.A. Hobson）曾经在"敞开大门"和鸦片战争时期描述说，将中国逼近殖民化必然是"榨干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潜在利润库"，以供西方消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部分实现了那个古老帝国的幻想。
中国愿意加入这样的条款，这一情况，常常被误解为这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徒有其名的迹象，似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把车皮搭载上了西方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商业。其实，就党的领导方面看，领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与西方资本的接触看作基本共识。自1977年至1982年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以来，中共正式确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按照邓小平的提法，外商投资、技术转让和生产力进步这些新鲜空气的引进，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苍蝇。
尽管如此，有控制的经济自由化还是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滋养创造了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可以说造成了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一种普遍误解，汪晖称之为邓小平时代的"去政治化政治"。这种思想也与亲美的意识形态和中美命运交织这样的普遍想法吻合。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诸如"拯救美国就是拯救中国"和"中美夫妻论"等口号反映了中国从挽救内部崩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感知到了国家利益，并且相信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分歧只能通过经济合作来解决。
这种中美命运交织的信念，显示出对中美经济合作前提的严重低估。即使披上冷战意识形态的外衣也掩盖不了美国对华侵略的绝对的实质。毕竟，中国的国家发展愿望与美国资产阶级对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供应的渴望相一致，是始终以中国"了解其在全球供应阶梯中的位置"为首要条件的。
有鉴于此，西方对市场准入、私有化和结束国家经济规划功能的要求屡见不鲜，企图把中国的增长局限在美国的单极世界范围。因此，中国力图摆脱其被预设的"世界工厂"的角色，必然被解释为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生存挑战。在关税、汇率操纵和最惠国贸易地位等金融术语的下面，美国要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必须遵循的条条框框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利润提取和经济主权的问题。
在关税、汇率操纵和最惠国贸易地位等金融术语的下面，美国要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必须遵循的条条框框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利润提取和经济主权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年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中国对西方资本的过度依赖，这使得美国更加迫不及待的转向"脱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商务部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对美国每出口1000亿美元，美国就从中获利80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200亿美元。类似的报告量化了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债务铸币税和金融衍生品产生的"霸权红利"。这导致中国在"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中，把重心从低端商品出口转移到了重新关注国内市场，"提高质量与促进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制造2025"倡议下，这一经济支点进一步得到了巩固。该倡议将科技创新和发展国内市场更好地描述为"中国制造"（并往往是为中国制造）。
-2019年7月，包括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Steve Mnuchin）在内的美国和中国官员在上海举行谈判。[吴汉冠/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这种情况下，西方将习近平妖魔化为中国又一"损失"的化身，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巩固了其政治经济的社会主义信念——即强调党对私营部门的领导，扩大国有企业的作用，以及打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资本流动以权谋私的腐败官员。加上国家经济规划成功地克服了中国的新冠病毒危机，以及即将出台的优先"振兴农村"的五年计划，国家重新融入经济规划和经济独立的趋势必会进一步得到巩固。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更加坚定其外交和国际立场，减少了中国对西方市场和西方控制的国际机构的依赖。过去十年，关于中国是否会像日本或韩国一样，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初级伙伴这样的疑问已经瓦解了。让西方政治精英懊恼的是，"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最好被理解为：美国试图把中国经济崛起遏制在接触时代所预设的范围之内的最后搏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最好被理解为：美国试图把中国经济崛起遏制在接触时代所预设的范围之内的最后搏击。前白宫战略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出人意料地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评估。对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时，北京在推进《2025中国制造》所采取的行动的紧迫性，班农这样描述："他们理解自己的弱点，他们与西方有着多么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这项制裁冲击了在中国创新经济完全成熟之前，中国仍然依赖于西方资本的领域——如半导体芯片和SWIFT金融交易系统。
2020年1月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强硬谈判预计只会如此。中国网民和官方媒体都谴责，这是重新回到了19世纪新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第一阶段谈判是迫使中国在知识产权转让、增加购买美国出口商品以及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后一点试图解决美国商业利益集团所抱怨的，在外国金融企业战略限制下的市场份额"疲软"的问题，导致美国金融业对"开放45万亿美元的金融业市场"的前景垂涎。乐观的美国分析师承诺，第二阶段协议可能针对更高的目标：国家补贴、对外国公司的歧视，以及《中国制造2025》政策本身。但不到一年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已经被觉得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这是最近几个月内美国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单方面侵略，试图保持对华霸权的最后一次尝试。
举个例子：就在交易达成几周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就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发表了"乐观的"评论——这次疫情可能"有助于加速就业岗位重返北美"。9个月后，美国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1万人，失业人数达2060万人。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成为2020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虽然只是3.2%的小幅增长，比美国32.9%的暴跌仍显得大很多。
特朗普政府对第二阶段谈判的可能性表示异议。
两党共同重返亚洲
回想起来，贸易战可以被看做是接触时代的一首天鹅绝唱。新冠疫情暴露了绝大多数美国人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弱点，而中国对疫情的社会主义响应对策为这截然不同的两种经济制度划时代的定义，奠定了的基础。通过双边主义遏制中国崛起的时机之窗几乎已经关闭，美国继而转向制裁、脱钩和军国主义化——这就是新的遏制理论的工具包。
然而，美国与中国接触前所设想的"和平演变"，始终被热战和军事包围的阴影所笼罩。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学者清晰地指出，经济霸权和经济依赖的框架最终总是以军事至上为后盾。
亲眼目睹这20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几乎未受阻挠，中国最近对军事现代化的重视，无疑是缘于中国认清了美国在处理不如其意的地缘政治时贯耍的手腕。
因此，毁灭性的"核选项"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长期的阴影。从冷战初期在朝鲜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供给中心，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发动核威慑，到1999年北约"意外"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一直以来，中国的战略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套用美国委婉的说词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不对称军事优势"。 亲眼目睹这20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几乎未受阻挠，中国最近对军事现代化的重视，无疑是缘于中国认清了美国在处理不如其意的地缘政治时贯耍的手腕。
过去十年来，美国试图重新谈判接触条款，类似地，也是依仗着美国军方悄悄地重组——往"太平洋战区"转移。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的奥巴马政府的军事"重返亚洲"战略，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嚣张，但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把60%的美国海军和空中作战能力转移到太平洋战区，可以说是有更多的实质内容。这种军事包围是给奥巴马的自由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助力，这种伙伴关系要么寻求支撑美国区域经济力量，排斥中国，要么将中国纳入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条款。
特朗普政府迅速决定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撤出，这常常被引用为两国政府之间中国一方政策转变的证明。然而，特朗普的军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奥巴马向太平洋战区的重心转移。2019年，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宣布中国是五角大楼的"第一要务"，这为奥巴马时代的暗算增添了声势。并且在2020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了一项名为"重新获得优势"的预算计划，要求拨款200亿美元，通过大规模扩大关岛、冲绳和夏威夷的导弹、雷达和"精确打击网络"，在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军方对华军事战略的一致性，反映了美国两党的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超过了美国霸权所能接受的限度，美国从寄生的中美关系中获利不断减少。
与此同时，很明显，民主党除了继续单边升级破坏美中关系，别无选择。乔•拜登（Joe Biden）讽刺特朗普允许中国完善"偷盗艺术"，并谴责特朗普赞扬习近平在疫情爆发早期的应对举措，坚称他会要求在武汉"站岗"。备受拜登青睐的国防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在预演她可能的政策议程时，批评"美国威慑力的削弱"，她呼吁进行新的投资和创新，以"和平"的名义"保持美国军队在亚洲的优势"。
旧的新自由主义说法也一样，"没有其他选择"可以代替美国自己制造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霸权主义世界观把中国的主权、多边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歪曲为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这是对全人类利益的重大危害。
中美接触时代的终结标志着美国方面一项关键的再评估：中国的变革不能仅仅靠协同选择的手段来"诱发"。如果考虑到美中两国经济相互交织，热战被认为不可能的，那么美国极力经济脱钩也必须理解为军事战略，这为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战术敞开了大门。
然而，接触时代的终结也构成了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历史性的交汇点。与美国国务院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的崛起并不威胁美国的霸权，因为中国是在寻求自身的主导权。对美国霸权的真正威胁是中国在开创多边主义新时代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曾经被用作美国强权下的"美式和平"的代理机构满足了他们的欲望，而不是作为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平台。中国日益致力于联合国维和部队、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新冠病毒疫苗开发工作，例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COVAX），这都说明了中国愿意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以抵消美国持续的好战情绪。
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冷战思维的回应：在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打冷战或热战"，拒绝零和博弈，并呼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危机。
中国的主权和社会主义道路被视为对西方联盟的生存威胁，这充分揭示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而不是中国崛起的特征。归根到底，执意把世界分裂成对立阵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帝国。最终，只有两种选择：是帝国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还是未来。
